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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高院院長呂伯濤:許霆案如何判不能隨意斷言

發布時間:2013.10.27 新聞來源:河南海華工程建設監理公司 瀏覽次數: 【打印】 【關閉】 【刷新】
“許霆案發回重審,就是為了讓大家來討論這個問題,最后尋找出一個合法、合情、合理的解決方法。”昨天,列席省人大會議的廣東省高院院長呂伯濤表示,此次省高院將許霆案發回重審,是為了追求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
  “審許霆案完全符合法律程序”
  當記者問及呂伯濤對許霆案的看法時,他顯得非常慎重,反復解釋自己只是發表看法,不代表法院觀點,并詳細解釋了案件審理程序。他介紹,任何刑事案件都必須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來審理判決。此外,一個案件在一審過程中,二審不能干預和剝奪一審的審判權。許霆案一審在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如何審理則完全由他們去做。審理結束后,當事人不服,再上訴至省高院合議。“所以,許霆案的審理,是完全符合法律程序的!”他表示,“我很理解一審法院在處理這個案件時的難處。法官在判決時,就是依據《刑事訴訟法》的條文,按照‘盜竊金融機構’對其判處無期徒刑。”
  省高院決定發回重審,呂伯濤表示,自己并不清楚具體的原因。但一般發回重審的條件是“事實不清或證據不足,或使用法律有問題”。
  許霆案有三點值得探討
  而許霆案最終將如何判決,呂伯濤表示:“這將由廣州市中院重新審理判決,我個人不能隨意斷言。”
  記者了解到,許霆案有三點值得大家探討。首先,許霆盜竊了很多錢,但他算不算盜竊金融機構呢?ATM機究竟算不算金融機構,我國的法律、司法解釋中,都沒有說明這一點。這就有了3種觀點:ATM機不是金融機構、ATM機是金融機構、ATM機是特殊的金融機構。第二,盜竊是不經他人允許拿走他人東西。但假如ATM機不出錯,許霆就拿不到錢。許霆錯在哪里?錯在明知ATM機出錯了,他還連續多次拿錢。第三,法官審案都要有適用的法律條文。但是,法律條文的制定不可能完全預見未來,所以這個案件才出現了新的問題。
  “大家都不要感情用事”
  “許霆案發回重審,就是為了讓大家來討論這個問題。聽取多方意見,以期最后尋找出一個合法、合情、合理的解決方法。這是追求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也是實事求是、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呂伯濤坦言。
  他認為,許霆案的確反映了在中國迅速發展時期,社會迅猛變化,這必然影響社會各個方面,必然導致社會出現新的案件類型。許霆案就是個新案件。新案件在處理時,大家充分發表意見是對的。但是,這種討論不應是針對法官的道德等等。在對待這個問題上,大家都不要感情用事,而應該冷靜地討論和解決問題。
  ■相關新聞
  葛洪義委員:許霆案將成司法史經典案
  本報訊 (記者 彭美)昨天,許霆案發回重審的消息在省政協委員間也引起熱論。省政協委員、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院長葛洪義認為,許霆案并不是一個能隨便改判的案件,無論結果如何,“它將是中國司法史上一個經典案件”。
  葛洪義說,在有條文可依的情況,“這并不是一個能隨便改判的案件,一是法官需要能解釋法律的技術,二是這個法官特別需要勇氣,來打破條文。”目前法院的判決,主要援引的法律依據是《刑法》第264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沒收財產:盜竊金融機構,數額特別巨大的;盜竊珍貴文物,情節嚴重的。他認為,許霆的行為確實構成了盜竊罪,但它是在沒人看守、ATM機壞了的情況下發生的。其主觀惡性程度、對社會的客觀危害度都跟當初確立金融機構盜竊罪的立法意圖是不一樣的。
  “法律條文只能反映偷盜銀行機構這個現象最典型、最中心的含義,但外緣的含義反映不出來”,他說,在我國司法環境下,法官們形成從嚴處罰的思維,但實際上,法官不應該死摳條文,而應該了解條文背后的原意和立法的精神,作出與許霆行為相適應的判決。
  葛洪義認為,以后“許霆們”還會陸續出現,不管結果如何,“它將是中國司法史上一個經典案件。”
  ■南方都市報社論:
  許霆案發回重審,輿論作用有多大?
  年輕的許霆收到了一件新年禮物:廣東省高院裁定,廣州市中院關于其“盜竊金融機構”的一審判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據此撤銷一審判決,發回重審。
  在過去一兩個月,輿論對此案表達了近乎一邊倒的意見。廣東省高級法院法官在作出撤銷一審裁決的決策過程中,是否受到這一強大輿論壓力的影響,外界不得而知。如果宣稱省高院目前的判決是輿論的勝利,未免過于輕率。很有可能,省高院的法官本來就對此案有不同于一審法院的理解。按照司法程序,高級法院作為上訴法院,本來就負有審查一審法院裁決之合理性、合法性,矯正一審法院失誤、疏漏、錯誤的責任。
  當然,上訴法院法官在進行司法決策的過程中,有極大的可能受到了輿論的影響。今天,報刊、電視、網絡等媒體無孔不入,中國的法官似乎也沒有自愿與世俗社會隔絕的職業精神。所以,高級法院法官幾乎不大可能未看相關輿論,幾乎不可能感受不到輿論所透露出來的法學界、民眾對一審判決的質疑態度。
  但是,即便上訴法院法官確實受到了輿論影響,似乎也并無太多可擔心之處。近年來,“媒體審判”、“輿論審判”成為一大引人注目的社會現象。很多案件剛剛發生,或者還在一審判決過程中,媒體就積極介入。并且,幾乎是毫無顧忌地傳達各方的意見,通常是反對、質疑的意見居多數。
  有些學者對此現象頗為擔心,認為這有可能損害法官的獨立性。生活于目前的制度體系中,法官們本來就缺乏獨立性,非常容易受到外部權力的干預,而不得不枉法斷案。金錢也在法院門口徘徊,薪俸不足以維持體面生活的一些法官,很難拒絕這種誘惑。如果在此之外,法官再受到強大的輿論干預,其獨立性就會更為嚴重地流失。
  不過,這種擔心其實很難成立。目前圍繞司法活動形成的一波又一波輿論浪潮,與其說會損害法官的獨立性,毋寧說將是那些追求正義的法官的幫手,并且有助于推動法律人共同體的健全發育,從而構建司法獨立的堅實基礎。
  司法獨立、法官獨立不可能自己從天上掉下來,只能是整個社會、尤其是法律人共同體自覺努力的產物。法院相對于外部權力機構不能獨立、法官在法院內部不能獨立審理案件,這樣的格局是內嵌于種種復雜的政治、行政、法律制度之中的,圍繞這一扭曲的格局活動著一個又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因而,盡管法學界早就呼吁司法獨立、法官獨立,一些有抱負的法官也在悄悄地作出努力,但這方面的進展并不很大。
  另一方面,在中國,法律體制本身存在某種嚴重的失靈。法律要求法官充當法律的自動售貨機,嚴格適用法律。但是,法律本身又根本不可能適應社會、經濟狀況的變化隨時修訂。結果,如許霆案所示,法官如果嚴格適用法條,很可能作出十分荒唐的判決。司法界雖然試圖改變這種現象,但終究難越雷池。
  輿論的介入,則是一種有效的助推力量,有助于改變上述不合理狀態。通常情況下,輿論來自外部,有助于打破在審理案件的法院周圍、束縛著法院的復雜的利益格局。面對強大的輿論壓力,已經伸出的權力之手,可能不得不硬生生地縮回;在法院門口徘徊的金錢的價值也可能大幅貶值。在輿論壓力下,缺乏司法職業倫理的法官不得不強打精神;具有正義抱負的法官,則可以相對大膽地秉持良心,作出正義而合理的判決。
  輿論也可能因為判決的不合理,對法律制度本身進行反思。本案及類似不合理的案件清楚暴露了法律制度的不合理。可能正是輿論圍繞著這些案件的批評、呼吁,促成最高法院建立了指導性案例制度,這有助于矯正目前法律制度的僵化。甚至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案件的復核權,恐怕也與媒體圍繞諸多死刑案件發起的輿論風暴有密切關系。
  當然,輿論不可能是正義的化身,評論家們的看法可能是激情多于理性,民眾的常識有時也可能不合乎法治原則,甚至專家也可能言不及義。但是,在當下中國可能具有影響的各種力量中,輿論與正義恐怕是最親和的,輿論也傳達了在具體案件中恢復正義的途徑。對于具有正義抱負的法官來說,輿論提供了一種激勵,作出司法決策也有一些參考數據。同時,在相關爭論中,法學專家、律師與法官也有機會進行某種不見面的對話,這對于法律人共同體的發育是有益的。
  總之,中國的司法制度遠沒有到合理的地步,法官最大的困擾是權力的控制與金錢的誘惑。輿論不僅可以幫助司法界反思個別案件的合理性,更能夠推動司法體制向正確的方向轉軌。看似干預的輿論審判,其實有助于法院、法官擴展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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